時間：2022 年 12 月 6 日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達賢圖書館羅家倫講堂

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在現代大學中，始終扮演著銜接「專業知識」與「公共生活」的橋樑角色。它不僅關乎知識的廣度，更在於培養學生能夠在多變的世界裡思考、對話與行動的能力。近年來，全球政治、科技與社會的劇烈變動，使得「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再度成為各國大學反思的核心議題。

本文從包弼德教授的跨文化經驗出發，對歐美通識教育傳統、哈佛制度的演變，以及現行通識教育改革的理念進行梳理與反思。

（一）歐洲的專業化模式

歐洲的大學教育源遠流長。以荷蘭萊頓大學為例，學生在中學階段（gymnasium）已接受五年以上的古典語言與人文教育，能直接閱讀哲學、文學原典。進入大學後，教育即高度專業化，強調在特定領域中深耕研究。歐洲體系普遍認為，通識教育的階段已在中學完成，大學的任務是「深化專業」。

（二）美國的博雅傳統

美國大學則延續博雅教育精神，重視通識課程作為人格與公共理性訓練的基礎。哥倫比亞大學的「當代文明導論」（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與「文學人文」（Literary Humanities）是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課，其教學特色在於小班討論、長時數精讀經典，聚焦價值與政治倫理的公共辯論。

許多畢業生回顧時都認為，正是這些通識課塑造了他們的思考方式與公共責任感，遠超過專業訓練所能給予的影響。

（一）建立共同文化基礎：讓不同學院的學生共享基本文本與公共語言，促進跨領域對話。

（二）補足中等教育落差：美國的中學教育水準不一，通識課能補足批判思維與人文素養的不足。

（三）引導自我認識與價值反思：對於 17–22 歲的大學生而言，離開家庭、進入社會的過程正是尋找「我是誰」與「我要成為誰」的重要階段。哲學與倫理課程能提供反思生命與社會意義的框架。

（一）1980 年代初至 2007 年：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

哈佛於 1980 年代初建立「核心課程制度」，目標是讓學生理解各學科的探究方式（ways of knowing），而非傳授零散知識。其範疇包括歷史研究、道德推理、外國文化、文學與藝術、社會分析、科學與數學等約十餘類。

這一制度強調「學科方法論」與批判性思維，被視為當時美國通識教育的典範。然而，它也面臨學科分割與課程碎片化的問題。

（二）2008–2018：第一輪 General Education 改革

2008 年，哈佛以「將課堂與世界連結」（connecting the classroom to the world）為理念，取代核心課程，建立新的通識框架，設有八個領域：

1. 美學與詮釋理解（Aesthetic and 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
2. 文化與信念（Culture and Belief）
3. 經驗與數學推理（Empirical and Mathematical Reasoning）
4. 倫理推理（Ethical Reasoning）
5. 生命系統的科學（Science of Living Systems）
6. 物理宇宙的科學（Science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
7. 世界社會（Societies of the World）
8. 美國與世界（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這一改革強調知識與現實議題的連結，但由於範圍過廣、課程選項過多，學生難以掌握學習整體性，最終又引發新一輪改革。

（三）2019 至今：第二輪 General Education 改革

2019 年起，哈佛正式啟用新的通識教育制度，核心理念轉向「幫助學生理解他們所生活的世界」（connecting students to the world they live in）。

現行制度要求學生於以下四個領域各修一門課：

1. 美感與文化（Aesthetics & Culture）
   培養感知與詮釋藝術、文化形式的能力，理解文化如何形塑人類經驗。
2. 倫理與公民（Ethics & Civics）
   引導學生思考倫理抉擇、社會正義與公民責任，強調價值判斷與公共行動的連結。
3. 歷史、社會與個體（Histories, Societies, Individuals）
   探討人類在歷史與制度中的形成過程，理解個體與群體、社會結構的相互關係。
4. 社會中的科學與科技（Science & Technology in Society）
   反思科學與科技的社會影響，理解科技如何改變政治、倫理與生活世界。

此外，學生還必須完成一門 標註為「數據推理」（Quantitative Reasoning with Data, QRD） 課程。這屬於校級要求，而非四大通識領域之一，旨在培養基本的統計與資料素養，使學生能在不確定性中作出理性判斷。

哈佛通識教育的轉型反映了高等教育對「整合性知識」的追求。它試圖在學科專業化與公民素養的整全性之間取得平衡。

然而，制度設計也面臨三大挑戰：

（一）教師參與的誘因不足：研究導向的教授往往不願投入跨領域教學，導致課程多由博士後或兼任教師負責。

（二）課程選擇過多與缺乏整體結構：哈佛提供超過 3,000 門課，學生若缺乏導向規劃，學習可能碎片化。以「社會中的科學與科技」（Science & Technology in Society）領域為例，哈佛課程網站一度列出近四十個「研究問題」作為思考引導——從「疫苗能否解決全球大流行問題」到「人工智慧的本質」、「烹飪科學能否提升科學理解」等，主題雖豐富卻彼此鬆散，顯示制度設計在追求多樣化與維持整體方向之間的張力。

（三）學科方法與公共議題的結合難度：通識教育應避免「百科全書式」知識羅列，重點在於訓練學生將不同學科的探究方式轉移到現實世界的問題中。

包弼德教授提出，以「學生與世界的五重聯繫」作為通識教育的組織原則：

（一）物理世界的聯繫：理解自然法則與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

（二）生物環境的聯繫：關注生命、疾病與生態的共生關係。

（三）語言文化的聯繫：透過語言、藝術與符號系統建構文化意義。

（四）社會制度的聯繫：認識政治、經濟、法律制度的運作與公民角色。

（五）信仰價值的聯繫：思考宗教與哲學信念如何塑造人類行動與倫理判斷。

這一框架的優勢在於，它不依賴特定文化背景，而以普遍的人類經驗為基礎，能為不同地區的通識教育提供共通語言。

哈佛的通識教育改革歷經四十年三次轉型，從「學科方法」到「世界連結」，反映出大學對教育本質的持續思考，其最終目的，不在於增加課程數量或制度複雜度，而在於培養學生具備（一）跨領域智識能力（intellectual versatility）：能在不同學科間靈活思考、整合知識；（二）公共倫理意識：能以理性與同理心面對社會問題；（三）行動的責任感：能將學習轉化為公共參與與社會實踐。

正如許多美國大學的校友回饋所示，最令人難忘的往往不是專業技術課，而是那些帶領他們思考「人生大問題」的通識課。

通識教育之所以重要，正在於它培養學生成為能夠反思自我、理解他人、關懷世界的現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