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高興有機會在全國大專校院通識教育主管會議上，跟大家分享我對「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這個主題的一些想法，探討歷史知識如何與我們的日常人生產生深刻的連結。

物理化學家博藍尼（Michael Polanyi）在《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一書中指出，科學突破除了「集中意識」（focal awareness）——在問題上集中心力之外——還需要一種「支援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我認為，這個「旁邊的東西」的貢獻其實一樣重要。除了那個集中的、要往前攻的部分之外，培養各種知識、培養見識與心量，這些也都是突破的最重要基礎。

我從事歷史研究多年，深刻體會到旁邊的支援知識往往在最關鍵的時候會有突破性的幫助。我舉個例子，最近在寫一篇關於每個時代對古代歷史看法都不一樣的演講稿時，就想到伯格森創化論裡「宇宙知識是對流的」這個概念，因此領悟到歷史知識其實也是對流的，古今其實是對流的。這種跨領域的思想啟發，正是支援意識的具體展現。

我一直認為「有通識的專家」是我們要培養的人。在今天的社會，沒有專才沒辦法找到工作，純粹的通才是不切實際的；但是沒有通識，在專門的路上也走不遠。我特別要強調的是，我是以人生的角度來看歷史，探討歷史跟我們的人生有什麼關係。

中、西、印度的歷史書寫觀本來就不太一樣。印度人不重視歷史，印度的敘事往往是一個大象從河裡面出來，背上馱出了一些經典，然後世界就開始了。不像中國，連小說也要寫到非常長的歷史，創作也要跟歷史有關。

早期德國漢學家夏德（Friedrich Hirth）在一篇論文裡提到，西方的歷史像一條河流（stream）奔向某個終點；中國自古以來的歷史，尤其從《史記》以後，大部分都像多寶格，一格一格的——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前者重視敘事貫穿式，重視故事的連貫與目的，後者是分類整理式，重視材料的分類與保存，這是「多寶格 vs. stream」兩種截然不同的史學傳統。

歷史上有「良史」與「惡史」之分，我們應該對壞的歷史有所警戒。我提幾個人物：法國前總統梯也爾（L. A. Thiers）寫了30冊史書，誇大並神化拿破崙，造成極端的法國民族主義，人們認為1870年的普法戰爭，他的著作要負很大責任。德國柏林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特賴茨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誇大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與反猶太。最讓我不以為然的是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他的《十九世紀的基礎》（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通篇胡言，都在論證亞利安人的優越性。我認為史學的一個很重要的初步工作，就是把這些書擋在外面。

如果歷史中沒有「因果律」，如何讀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所所長傅斯年先生有一句有名的話：「歷史事件…可能是單體的，本無所謂則與例」、「人物〞只得一個一個的敘說，行動只能一件一件的敘說，因果是談不定的。」我認為「談不定」三個字很有深意——他也不說完全沒有，有時候那個pattern會出來，可是不敢確定。

歷史重演嗎？民國時期學者陳登原寫過《歷史的重演》一書，當時他很明顯認為歷史會重演，拼命要從古往今來各種歷史來證明，但我認為書中所舉的例子，從今天的角度看，90%甚至95%都站不住腳。當今概念史大師科塞萊克（Reinhart Koselleck）則認為歷史有50%會重複，有其結構，尤其長時段的部分會重複。我個人的看法是：歷史可以有規律，但不一定要有規律。

讀史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是防止「集體遺忘」，因為我們太容易遺忘了。當然歷史也包括「選擇性遺忘」（choose to forget）。牛津大學皇家欽定講座教授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寫了《關於希特勒的謊言》（Lying About Hitler）一書，就是要抵抗人們對歷史惡行的遺忘。讀史以求鑒戒，可以了解長時間的發展，不侷限於一時之見。壞的部分的鑒戒作用比好的部分要強，而且更突出且明顯。

歷史情境有很多彷彿性，它不一定百分之百重複它自己，但政治人物常把自己與前人相比，找出pattern。我舉個例子：烏克蘭戰爭期間，俄羅斯私人軍事公司瓦格納集團首領普里戈金發動兵變，讓我想起唐代趙元一所撰的《奉天錄》。《奉天錄》記載的過程就像普里戈金的生命：從一開始要勤王，後來因為條件談不攏，跟皇帝鬧翻，當場譁變，最後失敗的整個過程。所以我當時看著普里戈金意氣昂揚進兵時就想：「他完了，他一定只有死路一條。」果然沒錯。

讀吉本（Edward 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會發現羅馬帝國後期皇帝頻繁更迭，皇權甚至可以被禁衛軍或權臣所控制，這與唐代後期宦官專權、頻繁廢立皇帝的政局非常相似。這幾年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也是歷史彷彿性的一例。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指出，當原本獨強的斯巴達面對雅典的崛起，兩強最終終歸一戰。當代西方外交界便用這個歷史pattern來分析美國與中國的關係。

歷史幫助我們把握未來，不是預測未來。修昔底德說他的著作是為了「想要清楚了解過去發生的事，以及未來在人性驅使下，將以相似方式再次發生的事」而寫，而吉本則相信歷史發展背後存在著人性的共通性與社會興衰的邏輯；泰勒（A. J. P. Taylor）認為「歷史能幫助我們掌握得更快」；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則說：讀歷史「如看後照鏡，知道還有誰在路上」。

英國歷史哲學家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認為，我們的現實是被「包裹」（encapsulate）在歷史裡面的，不了解歷史就無法了解被包裹其中的現實。他舉例說，凱爾特人留下的很多習俗，在羅馬統治的幾百年間完全消失匿跡，但在羅馬統治瓦解後，這些習俗卻在一瞬間全部復甦，就像死灰復燃一般。如果沒有對那段被掩蓋的歷史有足夠了解，就會完全誤判這些習俗突然出現的現象，以為它們是憑空產生的新事物。

1948年美國總統選舉的預測幾乎全錯，所有民調都預測杜威會贏，結果卻是杜魯門大勝，這說明歷史提供的不是「預測」而是「把握」。歷史書中仍可以找到一些類似律則性的東西，但我不用必然性，而用概然性。柯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受法國年鑑學派史學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的影響，把歷史分成「長時段」、「中時段」、「事件」三個層次，他認為「長時段」在相當程度上可以預測，事件則比較難預測。

讀史也使人對現實保持開放（open to reality），可以克服「本質化」現實的傾向，得到一種解放。讀史本身使我們知道事情不是本質上如此，它的關係是多元的，而且可能是開放的。

我認為歷史對我們做決策可以有相當大的幫助，因為它提供我們一種心量、一種見識。很多決定都是在片刻之間就要做成的，這是我們全身的重量，所有的見識、心量與識量，在那個時刻做一個決定。

我想引用杜維運教授《趙翼傳》的記載：趙翼很受乾隆皇帝看重，因為他讀史很多、心量很廣。有一次乾隆派他去輔佐一位大將，大將看著地圖，見兩地之間的距離不過寸許，以為今日發兵，兩、三日內便可抵達。趙翼卻說：「依我讀史所知，這段路程實際要走一、兩千里，絕非幾日可達。」後來證明他是對的。這就是見識，是平時積累的識量，在關鍵時刻的體現。

據說德川家康曾表示，當世之中，論智謀無人能出武田信玄之右，論用兵神速無人能及上杉謙信，然而他自己卻多讀史書。正因如此，他在戰場上會使出什麼策略，敵人無從預料。武田信玄雖然聰慧，但他的下一步棋路，眾人皆可預測——因為聰明人的思路往往相似，而他因為熟讀歷史，古今戰例盡在胸中，隨時可以援引運用，變化無窮，所以敵人猜測不到。這正說明了讀史如同下棋，史書讀得越多，可運用的棋路就越豐富，變化也就越發無窮。

英國史學家艾爾頓爵士（Sir Geoffrey Elton）說，歷史要讀到能預測歷史人物的下一句話，就表示你對他掌握得非常深入。我進一步區分「在心上」與「在手上」:「在心上」是你知道的知識，「在手上」是如何施用、如何發而為用。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戰爭論》中指出，戰爭的原則可以作為科學來研究，但在戰場上的實際應用卻是一門藝術。很多傑出的經濟學家無法勝任經濟部長，因為他們能在心上掌握理論，卻沒辦法在手上將知識有效應用到複雜的現實政治中。

龔自珍說「學正用奇」、「大出入」。「學正用奇」是指歷史提供的是穩定的結構與規律,但實際面對具體「事件」時，必須具備處理偶然性與變化的智慧。「大出入」則是指「入」要深入史料、沉潛於過去的脈絡，「出」要不被古人所困，能從歷史中抽離，用當代的視野進行批判與裁斷。此外，歷史還有感情的、文學的作用。時間點染空間，歷史點染人生，而且歷史往往比小說更動人。我常說，有哪位小說家能編出凱撒的故事？凱撒的一生是真實的歷史，它比任何小說都更動人、更曲折、更引人入勝，而且還承載著整個時代——羅馬共和轉向帝制的關鍵時刻。

一塊尋常的土地，一旦講述這裡曾經發生過的故事，立刻就鮮活起來、有了靈魂。沒有歷史，它不過是一方荒土；有了歷史，它便承載著時代的記憶。同樣地，一件器物原本平凡無奇，但當你告訴人們這是查理曼大帝用過的杯子，它立刻就被賦予了意義，變得珍貴而動人。所以歷史不只有決策參考、把握未來、道德鑒戒這些實用功能，它更重要的是給我們的生命帶來光彩，讓平凡的事物因為時間的積澱而閃耀著人文的光輝。

總結而言，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是增長見識之學，而見識本身就是一種本領。我們日常所做的很多決策，時常需要從歷史中尋求啟示。但無論如何，讀了再多的史書，最終走出來的是你自己。

日本禪師山本玄峰曾有一個比喻，說讀書修行就像不斷敲一座廟的門，最後門打開了，發現走出來的竟然是你自己。奧古斯丁也有類似的體悟，他說辛勤耕耘的田地，其實就是自己。朱子講「一旦豁然貫通」，說的也是同樣的道理——所有的學問最終都要回到自己身上，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化為你的心量、你的見識、你面對世界的方式。

我始終認為，歷史與我們對道德、對自由平等的信仰，就像兩口井，彼此互相灌注。這兩口井如果有一口完全乾涸，另一口也無法獨存。歷史本身還要與其他學科、我們的道德價值、對民主政治的體認互相配合，唯有這兩口井都豐沛飽滿，才能源源不絕地相互滋養。

最後，我想分享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裡記載的一個例子。當時人評估一個國家的實力，有十個標準: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紀綱之修廢、制度之因革、國本之虛實、天命人心之離合、君子小人之進退、刑賞之當濫、風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我們可以想想，經過了數百年，這十條標準今天還適用嗎？我們評估國家的方式已經完全不同了。這正是歷史的價值所在——它幫助我們不要把任何一個時代的看法當作永恆不變的真理。讀希臘羅馬經典，最重要的意義不在於它們全部都是對的，而在於它們能讓我們重新提出一些我們已經忘記如何提問的問題。

「從那裡來，到那裡去」——追問這個問題的過程，本身就是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