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末，台灣接連出現的青少年自殺與暴力問題引發社會輿論，剛從德國學成返台的孫效智試圖從「人的培育」，而不是「人才教育」，投入生命教育的學術研究，以幫助學生找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活出熱愛生命的豐盛人生。1996 年在前教育廳廳長陳英豪的支持下，於次年底在曉明女中成立的「倫理教育推廣中心」（現更名為「生命教育學科中心」），可說是政府推動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全面進入學校教育之濫觴。

在近30年的發展歷程裡，「生命教育」的制度建構不止於國高中，更在國立台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的推動下進入大學全人素養的視野，從課程、學術研究、師資培育、跨界合作之社會推廣中，建構生命教育的全人人性圖像。

大約三年前，哈佛大學針對該校校友作過一項調查：「哈佛提供的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哪一項對校友比較有幫助？」結果顯示，40歲以下的大多認為是專業教育，40歲以上的大多認為是通識教育。林從一認為，這結果不令人意外，且在絕大部分地區的絕大多數學校應該都成立──因為專業教育對職涯的啟動幫助較大，而通識教育「歷萬古而常新」的素養內涵，則在人一生面對的各種無常、變化與起伏時，方能產生較深刻的幫助。

對於生命知識的渴望，林從一以華梵大學佛教藝術學系的熟齡學生為例，「這個系所比較特別，獨立招生，大一新生平均年齡約55至56歲。他們多半經濟無虞，來讀大學是為了『完成人生意義』，因此學習動機非常強烈。」曾有熟齡年長學生與18歲的年輕同學一起上電腦繪圖課，年輕學生兩三下就操作完成，熟齡學生眼力不好、慢吞吞耗時許久，最後的作業結果卻相當出色，讓年輕學生大受刺激。「由此可知，獨立於經濟需求之外的學習動機是比較明確的，但我們也不能苛求年輕學子，因為職涯需求確實是他的燃眉之急。」

「通識的確是被同學需求了，但比較大的問題是通識沒被想要。」那麼，推動通識課的一大關鍵在於：如何讓學生學習他們一輩子需要，但眼前看似不急需要的東西？林從一指出，這當中最急迫的是「學習切身性」的問題──相較於可對應於職涯能力的專業教育，學生在通識教育上更容易出現「學習意義喪失症候群」：「學生不知道為什麼要學習，而若排除工作學歷上的需求，學生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念大學。換言之，通識教育的問題其實是整個大學教育的，只是在通識教育有更明顯的呈現。」

「因此，重點是要引導學生『為己之學』。」林從一認為，通識教育的核心就在於培養學生的自學力，找到「學習對自己的意義」。至於如何引導？林從一提出五項策略。

國立中央大學師培中心的詹明峰副教授，演講的一開始就把108課綱比做一匹狼，牠對月嚎叫的內容正是「素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XPLORER探索者素養導向高教學習創新計畫、教育部提升大學通識教育計畫、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等一系列緊鑼密鼓的計畫，彰顯教育部呼籲高等院校要對「素養」加以重視。

然而，「素養」是什麼？從其定義「是知識也是能力與態度」上著手，似乎難以捉摸把握，但倘若與大學的教學情境結合起來，「素養」概念就能轉化為課程設計的一種思維——「素養導向」，成為可以落實到學習主體的部分。這一「素養」到「素養導向」的轉化與實踐過程，詹明峰副教授稱之為「心法」。

深耕於永續發展領域二十多年的，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的何昕家副教授，從學習永續到思考永續的轉變，其旅程可謂豐富而深遠。在「多元跨域」的通識教育主管會議裡，他從永續的歷史細說，再轉入自身經驗的教學場域，並從中總結出如何將永續思維運用至課程、促成學生批判思考與社會行動的路徑。

教育既不能數典忘祖，也不能固守沈痾，那麼，如何在時代變遷中摸出與時俱進的脈搏，因應地調整教育策略？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明柔主任將挑戰聚焦在學習的主體，也就是Z世代的大學生身上，以為通識教育尋找出定位與目標。

王冠生副教授與通識教育的緣分，可追溯到民國96-99年的「教育部優質通識課程計畫」，他先從學術層面開啟了環境倫理、道德推理、哲學概論等的學識中省思通識教育，而後又一邊開設生命教育課程，一邊肩負學生諮商中心主任的行政職，理論與實務的多年試煉，讓他產生了從個體經驗中定義與發展通識教育的可能。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的丁國桓副教授並不是通識教育中心的專職老師，從他所處的專業來看通識這件事，自有其獨到見解。2024年的iGER全國大專校院通識教育主管會議上，他從自身有感的「專業」與「職業」間的學用落差談起，試圖在成為一名老師後縮短學校專業與社會職業的鴻溝，但在旅途行進中，他卻發現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所從事的工作與主修無關，以致他們進入職場仍要學習，於是在大學無用論中的丁國桓副教授開啟反思：大學之於學生的意義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