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對我們教育的批判話語言猶在耳：側重文學又不將其運用至溝通交流，造成了知識與生活的割裂；缺乏算數訓練，且在哲學層面「信守經典、不事思辨」，阻礙了個體邏輯、思辨能力的發展。在這一背景下勃興的通識教育與現代大學一樣，希望在社會與個人間找尋共贏，實現社會發展與人之價值。如此地檢視今日的大學通識課程，能不能說已經有效回應了國際上對我們本土文化質疑的聲音？我們是否看到學生的特性並制定出相應的教學策略了呢？

蒲彥光主任以孔子的兩位弟子為例提示教育觀念的變遷：台灣教育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更容易欣賞顏淵般沈默寡言、內心深沉的人，對於勇往直前的子路，則因其冒失的行為常常心存偏見，而現在，隨著教育觀念的改變，老師已經越來越能包容像子路這樣的學生，易言之，「有勇氣犯錯的子路，才是我們不夠認識的人」，但相應的課程是否也呈現出包容的態度，容許學生去探索、去試錯呢？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吳俊業副主任，開宗明義地講述了通識教育運作中的弔詭：教育部與大學機構為提升大學生的個體綜合素養、踐行全人教育理念，積極豐富與完善通識教育課程，但在實際運作中，「又甜又涼」卻是大學生們選篩選通識課程的標準，易言之，只要給分甜，作業涼，能累積到應有的點數或分數就萬事大吉。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肯認升學主義、教育功利主義與學院本位主義等對大學風氣的影響，但他將問題的解決率先聚焦在如何扭轉大學生對通識課程的認識，並循此提出了，從博雅的通識學習環境之營造，重塑大學生修習通識課程之體驗

1990年代末，台灣接連出現的青少年自殺與暴力問題引發社會輿論，剛從德國學成返台的孫效智試圖從「人的培育」，而不是「人才教育」，投入生命教育的學術研究，以幫助學生找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活出熱愛生命的豐盛人生。1996 年在前教育廳廳長陳英豪的支持下，於次年底在曉明女中成立的「倫理教育推廣中心」（現更名為「生命教育學科中心」），可說是政府推動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全面進入學校教育之濫觴。

在近30年的發展歷程裡，「生命教育」的制度建構不止於國高中，更在國立台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的推動下進入大學全人素養的視野，從課程、學術研究、師資培育、跨界合作之社會推廣中，建構生命教育的全人人性圖像。

通識教育該是什麼樣貌？以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稱臺師大）為例，臺師大對「通識教育」的定位與想像，聚焦在「博雅與跨域」、「通識與專業的支持」兩大理念。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鄭怡庭表示，「博雅與跨域」是指從過往的通識概念出發（博雅），但更強調跨域的融入，因為單一學科知識已經不足以應付未來的挑戰，所以一定要加上跨域，才能把博雅拉得更寬更廣，更能夠回應當下與未來的需求；在「通識與專業的支持」上，則是要弭平過往通識與專業分流，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之間很少互動或彼此支援的情形，加強通識跟專業之間的連結，確立通識教育在高教的定位。

一直以來，逢甲大學十分重視並努力經營通識教育課程，於 2018 年榮獲第 1 屆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通識榮譽獎章之「典範通識學校獎」，自 111 學年度起，由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何寄澎講座教授接手推動通識課程的改革。
談到通識教育，何院長提到，上個世紀 5、60 年代的臺灣教育，多半沿襲民國初年以來融合新式與傳統教育的想法，希望人不是只有讀書，也要學習做人。通識教育的精神也類似，從知識上來講，是要寬廣，但不是只有知識，也要從德性上去培育，「簡單來說，我自己對通識的理念很單純，就是博雅、全人的精神。全人的話，當然就是知識的、文化的、審美的、人格的，最後還要能付諸行動。」
換句話說，何院長認為，通識教育的目的在於養成現代公民，雖然每個時代對現代公民的定義不同，但有些是不會變的，我們必須具備對政治、經濟、社會、法律、文化的認識與關懷，培養現代社會生活的基本素養、進而將之實踐在社會中，才能讓社會變得更好。
但是就何院長的觀察，晚近十幾、二十年來，隨著臺灣教育體系的分工越來越細、越來越往專才發展，通識課程越來越不被重視。在課程內容上，時常看到許多初級的專業課程被當作通識學分、或是將普通常識視為通識課程，逐漸讓通識課程呈現出零碎化、趣味化、淺碟化的問題，導致目前通識教育離博雅精神漸行漸遠。

今天很榮幸參與這場全國通識教師交流會，與各位先進分享「專業為體、跨域為用」的教育理念。作為一位經濟學教師，我深刻體會通識教育在當代高等教育中獨特的價值與挑戰。

首先分享一個有趣的觀察：全台灣150所大學中，大約有100多個財經相關科系；其中稱為「經濟學系」的應該有30多個。然而，沒有任何一個會議能將這些相近學科的系所全部召集在一起開會。但是，主導通識教育的iGER計畫，卻能把150所大學的通識教育工作者，全部找來一起開會交流。這就說明了通識教育「跨界、無界」的特殊性質，也正是今天會議主題的具體實踐。

在清華大學，有一門課被學生暱稱為「腦心課」，正式課名為「當代認知神經科學：腦與心智」。這門課程始於15年前，而在大約五、六年前，我對其進行了一次重大革新，創造出「腦與心智2.0」版本。這個轉變的核心，是將傳統的實體課程改革為直播上課的混成教學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改革構想早在COVID-19疫情之前就已經萌芽，並在2020年和2021年透過教育部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獲得支持。疫情的到來，反而印證了這種教學模式的前瞻性和實用性。

通識教育自1984年起出現在臺灣各大專院校，而負責辦理通識課的單位則依各校辦學需求，除了單位形式有虛有實，師資、經費等資源也有差異。如今，通識教育在臺灣將邁入40年，該是時候重新確認其「定位」──通識中心在高教體制結構中承擔了哪些任務？未來又應以何種形式存在，才能讓資源發揮最大效益？而放眼海外，其他國家的通識教育現況，是否能帶來新的啟發？最重要的，當我們談論「通識」，該如何賦予它一個適切的論述？

教育部「提升大學通識教育」成果發表會iGER Day舉辦「實踐建構──重定位」交流論壇，以「從通識教育的國際視野，看新通識的變與不變」、「通識單位的精進自立與他需創造」及「通識教育學院化，你的經驗我想了解」為題，邀請全國各校通識中心資深及核心教師共同交流，分享在行政及教學現場的第一線觀察。

教育既不能數典忘祖，也不能固守沈痾，那麼，如何在時代變遷中摸出與時俱進的脈搏，因應地調整教育策略？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明柔主任將挑戰聚焦在學習的主體，也就是Z世代的大學生身上，以為通識教育尋找出定位與目標。

王冠生副教授與通識教育的緣分，可追溯到民國96-99年的「教育部優質通識課程計畫」，他先從學術層面開啟了環境倫理、道德推理、哲學概論等的學識中省思通識教育，而後又一邊開設生命教育課程，一邊肩負學生諮商中心主任的行政職，理論與實務的多年試煉，讓他產生了從個體經驗中定義與發展通識教育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