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高等教育的版圖上，科技大學向來以專業技術見長。然而，當產業界開始呼喚具備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的科技人才，一場由下而上的教育改革，正在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悄然展開。

「我們用bottom up的方式，讓學校知道為什麼身為頂尖科技大學，必須回過頭了解通識教育的重要。」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李思穎坦言，這條路走得並不容易。從她2019年接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到2021年8月1日正式成立一級教學單位，這段在COVID-19疫情期間完成的組織轉型，背後是長達兩年的說服與溝通。

這場改革的核心理念，李思穎用一句話概括：「我們希望臺科大的畢業生不只是會做，也要會說。當科技人說出來的話能夠溫暖人心、有意義、有深度，就能加持他的專業，讓專業的價值被看見。」

在技專校院中，通識教育長期面臨尷尬的處境：它被期待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溝通能力、社會關懷與跨域視野，卻又往往在專業導向、學分壓縮與資源有限的現實下，被擺在相對邊緣的位置。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仁德醫專）的通識教育發展，正映現出這樣的張力。然而，仁德醫專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黃東珍指出，若只停留在「被弱化」的敘事中，通識教育便難以形成前進動能。她認為，真正的關鍵不在於通識教育中心是否掌握所有資源，而在於全校能否共同思考：學生究竟需要什麼能力？通識又如何成為專業養成的基礎與助力？

仁德醫專通識教育中心歷經師資編制轉型、組織定位轉變、學分縮減與行政人力精簡的限制下，卻也藉由教師社群、工作坊、跨領域課程與「融滲」策略，逐步讓通識教育走進專業現場。主任作為資源串聯者，如何蛻變為全校師生共學的核心樞紐？又如何讓通識課程與專業學科深度融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康世昊主任在採訪一開始，談到通識教育推動的挑戰時坦言：「過去虎科大的通識中心下轄國文、數理與博雅組，大家目標任務不同，只能以『互不影響』為最高原則，結果造成更高層次的通識教育理念改革難以推動。」而這種分散的組織模式，使通識中心無法集中能量，回應更核心的通識教育問題。

改變的契機，來自組織重整：國文與數理的共同科相繼從通識中心剝離，博雅組成為中心的唯一主體。這個調整在許多人眼中是縮編、是危機，但在康世昊看來，卻是難得的轉機：「改革共同科架構之後，中心的任務集中了，大家該做什麼的共識變得更清晰了。」

台灣高等教育正承受少子化衝擊、多校合併浪潮與資源緊縮的多重壓力，通識教育的定位與實踐方式也因此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然而，慈濟大學憑藉獨特的宗教辦學背景與人文精神，走出了一條專業與人文相融的通識教育之路。

走過 130 年歲月的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近年悄然轉型，從昔日的師範傳統蛻變為精緻型綜合大學，校內已有近六成學生並非師資生。

面對這樣的轉型張力，談起通識教育的必要性，有著音樂教育背景的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謝宜君從跨域的角度切入。在她看來，通識教育的意義，正是在學生踏入社會之前，為他們培養全人發展的視野與應對複雜局面的跨領域能力。也因此，通識教育所承載的全人與博雅精神被賦予了新的使命：跨出校園，成為連結學生與當代社會的橋樑。

在台灣高等教育的版圖上，技職校院往往被貼上「重技術、輕人文」的標籤。然而，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卻在2010年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將通識教育中心提升為通識教育學院，成為全國最早實施通識學院化的科技大學之一。

十多年過去，當越來越多大學開始思考通識學院化的可能性時，勤益科大並未止步於組織升格，而是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建構包含基礎通識中心、博雅通識中心的完整架構，並創辦具實驗性質的明秀書院與日本研究中心，形成立體的通識教育生態系統。

這所從工專起家的科技大學，如何讓人文教育在校園中扎根？他們的經驗又能為台灣的通識教育帶來哪些啟示？

面臨少子化、科技快速迭代與人工智慧崛起，技職校院通識教育正歷經一場轉型大哉問：培育護理與健康照護人才的學校，能給學生什麼？創立於1958年的輔英科技大學，正以實際行動回應：讓通識教育不再只是學分要求，而是形塑學子人格與人文溫度的關鍵場域。

從大同工業專科學校、大同工學院一路轉型而來的大同大學，其工程教育的歷史背景，無疑為校園奠定了務實與實作的精神底蘊。在這樣一所學校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紀俊龍認為，通識教育能做到的，或許不是去翻轉什麼，而是在既有的精神文化中，試圖帶來一些「擾動」。

「擾動」是紀俊龍談起通識教育時反覆出現的詞。他不只一次強調，教育很難立竿見影，自己也無意「浮誇地唱高調」，說通識教育帶來了多大的改變。但這個詞用在一所具工業背景的學校卻格外貼切：對一個穩定的系統施加細微的改變，讓學生慢慢意識到，真實世界其實是一個更為複雜的系統，問題未必只有一種答案。

然而，為了帶來這一點變化，大同大學在通識教育上投入的資源、人力與時間，其實一點也不小。